纵观整个当代中国教育，今天一个“新理念”，明天一个“新思维”，声称“教育创新”的人如过江之鲫。有人动辄说自己“首创”了什么，“第一个提出”了什么，或者说自己是“中国××教育第一人”……
就在这时，我读到了吕型伟先生《要谈教育创新，先学点教育史吧》这篇文章。他尖锐抨击那些动辄宣称自己有“教育创新”的人“有的是为了出名，有的是出于无知，好像田径运动员，不知道世界纪录是多少，却自吹自己破了世界纪录。”
他梳理了世界进入近现代以后几百年的教育史，让当代中国教育人明白，我们今天的许多理念包括“改革”，并没有走出前人的视野。比如，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、意大利的维多利诺在1423年制订了五条办学原则，他大概可以说是“愉快教育”的祖师。又如，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创始人杜威提出儿童中心的理论，他还提出了“教育即生长”“教育即生活”“学校即社会”和“做中学”等一系列与欧洲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新理念。以杜威教育思想为指导的一种教学方法，是废除课堂讲授，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，在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或实验室进行自学的基础上，学生按自己的兴趣，自由支配时间；各科作业配有该科教师一人作为顾问，进度可自己掌握，教师检查记录，毕业时间也各不相同，这种教学法叫道尔顿制。
看见没有？今天我们以为有着“鲜明时代特征”的一些教育改革，其实也还是走在先贤们教育实验的延长线上。
不是不能谈“教育创新”，而是不要侈谈“教育创新”。什么叫“侈谈”？就是“夸大而不切实际地谈”。明明是前人已经谈过的教育理念，换了个词来包装——有时候甚至连词都没换，就说是“发明”“发现”，这就是“夸大而不切实际”。因此我说，动辄侈谈“教育创新”，至少是一种无知。
各学校争相“创新”，不能不说和我们某些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价体系有关。有的教育主管部门甚至下达了学校年度“创新”指标，并统一纳入考核。如此一来，各个学校当然只好纷纷“创新”，假“创新”自然层出不穷。
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勇于创新是值得赞扬的，是令人欣慰的。因为当今时代，国家间、民族间竞争的核心其实就是创新力。但浮夸式的“创新”却只能产生泡沫，而不是真正的创新。“人无我有，人有我新，人新我精”这样的创新理念用于企业产品，无疑是对的，但学校不是企业，教育不是科技。
这便涉及到对“教育”的理解。我认为，教育更多的是属于人文而不是科学，科学（技术）产品的发展就是一代一代不断刷新、淘汰的过程，但人文成果不是这样的，这些成果一旦问世，就是不朽。它可以被完善被丰富，但不可能被替代被淘汰——屈原的诗歌会过时吗？贝多芬的音乐会落伍吗？教育理念的生命力同样如此。孔子、苏格拉底、卢梭一直到陶行知、苏霍姆林斯基等教育家的理论，永远不会失去勃勃生机。所以，在根本的教育理念方面，前人已经说得差不多了，不敢说绝对没有创新的空间，但空间委实不大。
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对“理念创新”赋予新的理解。朱永新在谈到“新教育实验”时说：“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，复又提起的时候，它就是新的；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，今被人做的时候，它就是新的；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，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，它就是新的……”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教育的“理念创新”。
如果“教育创新”更多的是指教育技术、教育手段、教育模式（包括课堂模式）、教育方法、教育评价、教育机制等等的变革，那我认为“教育创新”是必须的。比如现在的信息化时代，对我们的教学方式、师生互动、课堂模式甚至学校形态都产生了影响，从这个意义讲“教育创新”，不但完全可行，而且大有可为，前途广阔。
不过尽管如此，也不要动辄就说自己“首创”，是“国内率先”，是“第一人”。老老实实地做教育，安安静静地办学校，朴朴素素地做教师，不是挺好吗？（作者李镇西，系四川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）
《中国教育报》2017年2月8日第2版
